hi，我是胖胖。 巴金在《灭亡》中写道： “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。” 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人的幸福，都不能以另一个人的不幸为代价，这是底线！ 这是我昨天在去面试的路上，在地铁里看到山西患病女硕士遭性侵生子案一审宣判的消息时，脑海中突然闪过的一句话，但由于近期写作节奏有所调整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围绕热点事件持续及时更新，所以很多时候，看到一些新闻，产生一些想法，我便先把它们记在备忘录里。 这事早在之前我便写过，想到她曾经生活的那些岁月，想到一个原本有着自己的学业、理想和人生规划的女性，后来却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，与原本属于自己的人生渐行渐远。 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感受，她曾经也是一个有名字、有家庭、有梦想的人，也曾经认真地走过自己的人生，可后来，她患病、走失，在陌生的环境里生活了十余年，经历了什么，承受了什么，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真正体会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她仿佛从未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，走过这个尘世。 想到这里，心里突然有些难以承受，莫名有很深的沉痛和悲凉。 这篇文章不知能不能存活，大概讲几点吧。 一是、 现在的处理结果，是两名涉嫌多次侵犯卜某的村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： 我能怎么说？迟到的正义，还是正义吗？犯罪行为都不应该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追究的意义，施害者也不应该因为受害者无法发声，就逃避应有的法律责任，但对于卜某而言，这份迟来的正义，又显得如此沉重。 从2011年走失，到2024年被找到，十余年的时间啊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，她曾经有自己的学业、理想和人生规划，却在本该拥有更多可能性的年纪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机会。 如今，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，可那些已经过去的岁月呢？那些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日子呢？那些被剥夺的自由、尊严和人生呢？这些东西，显然不是十年或者十二年的刑期就能够弥补的。 而且，早在此前，张某军因与卜某长期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，被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决定，检察机关认为，双方长期稳定同居，不构成强奸罪。 这里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，长期共同生活，究竟能不能证明一个人具有真实、有效的性同意能力？ 一个患有精神疾病、长期无法正常表达自身意愿的女性，被带回家中生活十余年，甚至生育了两个孩子，这些客观事实能够证明他们共同生活过，却不能自动证明她对这一切拥有充分的自主决定能力。 共同生活与自愿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生育子女，也不能反过来成为证明性同意的依据。 奸污就是奸污，不能因为双方共同生活了十余年，就让原本需要审视的行为变得理所当然，也不能因为有了孩子，就反过来证明一切都是自愿的。 二是、 此前，某些声明也好、报道也罢，我不知道它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意愿，又是否真正把她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权利的人，像下面的： 索尔仁尼琴曾言：“暴力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残暴，而在于它总能找到正当的理由。” 一个女性患有精神疾病，在外走失，无法正常找到回家的路。 正常情况下，发现这样的人，应该做什么？ 报警、联系公安机关、寻找家属、送医救治。 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常识，也是对一个陌生人最基本的尊重。 但这起事件中，卜某被带回家后，没有及时得到身份核查和必要的医疗救助，反而在此后十余年间与张某军共同生活，并生育了两个孩子，一开始还被冠以“收养”一词！ 为什么要用“收养”二字，去吸噬一个女性本应拥有的尊严、意愿与权利？试问，你们这种叙事何尝不是施害者的共谋？ 按照这个逻辑，是不是只要给一个行为冠上足够温情的名字，它就可以不再接受审视？ 我难以接受这一篇篇报道均是出自这些媒体之口，如果她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你们就可以替她认定她是被收留吗？ 如果她没有能力离开，你们就可以把她留下来的事实解释成她愿意留下来吗？如果她生下了孩子，就可以反过来认定她此前的性行为都是出于自愿吗？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无法充分保护自己的处境，那么十余年的共同生活，究竟应该成为证明她获得了幸福的依据，还是更应该成为追问她是否受到妥善保护的理由？ 如果所谓的“正能量”，需要以一个女性失去尊严、自由和自主权为代价，需要一个受害者始终沉默才能成立，那么这种伪叙事究竟有什么值得歌颂的！ 三是、 报道中提到，张某军曾将卜某生育的一名婴儿“送养”，并收取了4万元。 先是“收留”，后是“送养”，这用词也太轻巧了吧？ 什么叫“送养”？谁有权决定送养？卜某本人是否知情？她是否表达过同意？这4万元又是什么性质？ 一个母亲患有精神疾病，长期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她所生育的孩子，却由别人决定去留，甚至还涉及4万元的款项。 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们首先看到的竟然是一个轻飘飘的“送养”？难道只要把孩子交给别人，就可以称为送养？只要给这件事冠上一个听起来合乎伦理的名字，就不需要再追问背后的过程了吗？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、有公信力的机构，你们当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