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夏，北京中南海，康生住处。张春桥拿着一份名单登门，表面上是商量上海代表和中央委员人选，实际却在寻找一份关键材料。那是一份康生1967年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，内容曾经严厉批评邓小平。 一张纸，牵动的却不只是一次会议。 邓小平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受到冲击，后来长期处于被审查和隔离状态。1973年3月，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他重新回到中央工作。消息传开后，围绕他能否进入更高层领导机构，立刻出现了不同声音。 这正是张春桥等人感到不安的地方。 当时，党的十大即将召开。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等人希望扩大上海方面的影响力，增加上海代表和中央委员名额。张春桥把一份名单递给康生，提出上海方面还要增加干部，并将邓小平可能进入政治局一事摆到桌面上。 “听说邓小平要进政治局，下面有什么反应？” 面对康生的询问，张春桥等人反复强调所谓“群众意见”，试图把政治上的排斥包装成基层态度。江青更是直接表示，如果邓小平进入政治局，他们以后就很难再有发言权。 康生没有立即表态，只是慢慢翻看名单。他很清楚，张春桥此行的重点并不在增加几名干部，而在于寻找能够攻击邓小平的旧材料。 张春桥很快把话题引向1967年。 “康老，您当年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，专门批评过邓小平。那份稿子，能不能找出来再看看？” 康生却装作记不清了。他说自己讲话通常不照稿子，过去那些话如今翻出来，也未必有什么用。张春桥听出了推辞意味，仍然不肯放弃，只说旧材料可以用来重新说明问题。 这番话说得客气，目的却十分明确。 1967年，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后，围绕他的批判材料大量形成。对张春桥而言，只要找到康生当年的讲话记录，就能借康生的资历和影响力，为继续否定邓小平增加一层分量。所谓寻找文件，实质上是在寻找政治依据。 有意思的是，康生随后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查找，反而提出上海还可以增加更多年轻干部。张春桥等人听到后，以为康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安排。可这份顺从，很可能另有打算。 康生身处中央高层多年，熟悉权力运作，也知道上海方面提出的名额已经明显偏多。面对步步紧逼的要求，他没有当面翻脸，而是用模棱两可的话把对方暂时稳住。对他来说，直接反对会暴露立场，顺势应承则可以把问题交给别人处理。 客人离开后，情况出现了变化。 据曹轶欧后来回忆，康生曾把桌上的名单揉成纸团，并说上海方面要求太多。他还透露，邓小平复出后，自己已经将那份1967年的讲话记录调出并销毁。若这一说法属实，张春桥想从康生手里取得原稿，已经没有可能。 但康生显然低估了张春桥寻找材料的决心。 几天后，那份讲话记录还是被找了出来。具体经由何种渠道取得，后来留下了不少疑问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相关材料很快在上海、辽宁等地印发传播。旧日讲话被重新包装，成为否定邓小平的重要依据之一。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，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。邓小平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。张春桥借助旧材料制造舆论压力的目的，至少在当时达到了部分效果。 不过，政治局面并没有停在这里。 周恩来始终认为，国家工作需要有经验、有能力的干部承担重任。随着经济、国防和行政事务积压，邓小平的实际工作能力再次受到重视。1974年，他逐步承担更多外交和中央日常工作，复出后的作用越来越明显。 1975年1月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，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解放军总参谋长，随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。此后一年，他主持整顿铁路、工业、军队和机关工作，推动许多领域恢复秩序。 而康生的政治处境也在变化。1975年12月16日，他在北京病逝。1980年，中共中央对其历史问题作出处理，撤销悼词，开除党籍，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。 那份讲话稿曾被人当作打击邓小平的工具，却没有改变此后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。文件可以被翻出，也可以被销毁；一时的声势能够造成影响，却未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全部政治命运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