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，长征队伍行进在川西北草地，13岁的罗玉琪离开队伍片刻，回来时，眼前只剩下风吹起的荒草和一串逐渐模糊的脚印。 这不是战斗中的失散，却比枪声更让人慌乱。草地没有村庄，也少有明显道路，部队一旦走远，普通人很难判断方向。罗玉琪站在原地，先是发愣，随后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掉队了。 他年纪太小，没有被编入一线战斗部队，平时承担宣传、演出和书写黑板报等工作。可在过草地时，年龄小并不意味着可以少受苦。双腿早已肿胀，脚趾长期泡在水里，皮肤发黑，走一步便疼一下。 那一刻，他既懊悔又害怕。队伍里有女同志，他不愿当众解决，只想着离开几步，很快就能回来。谁能料到，短短片刻，队伍竟已消失在茫茫草地深处。 罗玉琪没有时间继续责怪自己。他拄起木棍，拖着伤脚向前挪动。身上只剩一个窝窝头，吃完之后怎么办，他不敢细想。前面没有炊烟，后面也没有熟悉的身影，草地把人的脚印吞得很快。 走了不久，他遇到一名同样掉队的战友。两个人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互相搀扶着往前走。有意思的是，困境之中，最先恢复人的勇气的，往往不是口号，而是身边多了一个可以照应的人。 随后，他们又遇到几名掉队战士。队伍不断聚拢，彼此原本并不属于同一个连队，却因为共同面对饥饿、寒冷和伤病，迅速形成了信任。就在大家不知该往哪里走时，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：“掉队的同志，跟我们一起走！” 喊话的人是一名副连长。他的通信员走散后，曾返回寻找，途中又收拢了其他战士。到这时，聚在一起的人员已有56人，其中既有轻伤员，也有无法正常行走的重伤员。 真正的考验，恰恰从队伍形成后开始。人多了，方向暂时有了，可粮食、火种和体力都成了问题。有人情绪低落，有人坐在地上不愿再动。副连长没有训斥，只在天黑后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决定先组成临时党支部，由几名老兵共同负责。 他说：“人可以掉队，思想不能掉队。” 话不长，却让四周安静下来。轻伤员去捡柴、寻找食物，重伤员留在背风处休息。那一夜，他们设法弄到一只山羊。羊并不肥，分给每个人更是远远不够，副连长便作出决定，烤好的肉全部留给重伤员。 轻伤员也饿，也馋。可没人提出异议。草地上，命令能不能执行，常常不是靠惩罚，而是靠每个人心里那条共同的底线。 火堆旁的短暂暖意，并没有改变现实。副连长清楚，56个人一起行动，既无法照顾重伤员，也很难追上前方大部队。继续拖下去，所有人都可能被困在草地里。 经过商议，队伍被分成两部分：30多名轻伤员负责加快行军，尽力追赶大部队；20多名重伤员则暂时留下，按照自身情况慢慢寻找出路。这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决定，却是当时保存更多力量的办法。 临行前，轻伤员把仅有的干粮交给重伤员。有人把枪支和子弹留下，叮嘱他们遇到危险时防身。副连长反复交代，能活下来最重要，暂时不要强行归队，若有机会得到当地百姓帮助，就先隐蔽下来。 没有长篇告别。命令下达后，大家互相敬礼。有人站不起来，仍抬起手臂还礼；有人眼含泪水，却没有哭出声。那一刻，队伍已经不只是临时拼在一起的掉队者，而是一群把生死托付给彼此的人。 为了缩短距离，轻伤员每天只休息很短时间，其余时间都在赶路。罗玉琪拖着仍然肿痛的双腿，跟着队伍向前。他不再只是那个负责写字、演节目和出黑板报的孩子，而是在一次次跋涉中学会承担。 三天后，这支临时队伍终于追上大部队。罗玉琪后来进入战斗部队，在之后的行军和战斗中继续经受考验。 至于留下的20多名重伤员，现有流传材料没有交代他们最终的确切去向。正因为姓名和结局大多未能留下，这段经历才显得格外沉重：长征途中，有人重新归队，也有人永远留在无人知晓的草地深处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