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这一辈子，生老病死，谁都躲不开。很多老百姓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想法：活着的时候待遇有差别，大家多少还能理解；等到人离世之后，身后的丧葬抚恤待遇，总该拉平了吧？可现实摆在眼前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、城乡居民之间，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的标准差距不小。结合郑功成教授长期关注社保公平的一系列观点，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：如果直至生命终点，丧葬抚恤等待遇依旧被参保身份划出明显鸿沟，那养老领域的制度二元结构，是不是到最后一环都没能消弭？ 先跟大家把现状讲明白。现在的丧葬抚恤待遇，是跟着参保身份走的，并不是全国统一标准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离世，抚恤金核算基数高、计发月数多，整体待遇水平相对更高；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的抚恤标准，虽然近些年已经有政策调整提升，但和前者相比依旧存在明显落差；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，不少地方的丧葬补助只是一笔金额有限的固定补贴，保障力度偏弱。同样是辛劳一辈子，走完一生，留给家属的抚恤保障，仅仅因为当年参保身份不一样，就拉开不小差距。 很多企退老人和家属聊起这件事，心里都不是滋味。老一辈企业职工，年轻时在工厂三班倒、干重活，建厂修路、发展实业，为地方经济打下根基，一辈子按时缴纳养老保险，到老了养老金偏低，等到百年之后，留给家人的抚恤补助，和同年代参加工作的机关退休人员差距明显。大家不是盲目攀比，而是心里觉得委屈：同样为国奉献，同样奋斗三四十年，同样按时参保缴费，怎么活着有差距、离世依旧有差距，身份带来的区别对待贯穿一生？ 这也是近些年广大企退群体、普通劳动者最大的心声：社保制度应该尊重劳动贡献、工龄积累、缴费年限，而不是固化身份等级。活着的工资差异可以由岗位、行业、职能区分，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普惠兜底制度，本应弱化阶层差异、弥合分配差距，而不是把差距延续到身后保障中。 郑功成教授长期的核心主张十分清晰：丧葬抚恤本身不属于日常养老金，它的定位，是给逝者家属的帮扶和慰藉，是社会保障最后的温情兜底。它的作用，是减轻家属办理后事的经济压力，缓解亲人离世带来的双重打击，这项保障不该延续在职时期、退休之后的身份差别。活着的时候，因为工资、缴费基数不同形成待遇差异，有历史形成的客观原因；但抚恤保障带有救济属性，更应该弱化身份标签，突出普惠、公平的底色。 很多人会有疑问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距？根源还是多年以来养老制度的二元化历史路径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两套体系并行，配套的抚恤政策也是分开制定，标准独立设计。后来养老保险并轨改革落地，逐步统一参保规则，养老金的差距正在慢慢调节，但丧葬抚恤金属于配套政策，改革节奏相对滞后，没有同步跟上并轨的步伐，身份带来的待遇差别，也就被延续了下来。 这里还要分清一个关键点：并不是说所有抚恤标准必须一刀切完全相同，一点差别都不能有。合理的差别可以和缴费年限、缴费贡献适度挂钩，承认多缴长缴的贡献，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能够接受的。但现在大家反感的，是身份优先于贡献的模式。仅仅因为退休前属于不同系统，不看工龄长短、不看一辈子缴费多少，直接划定悬殊的抚恤上限，这就脱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原则。举个例子，一位工龄四十年的老工人，和工龄同样四十年的机关退休人员，身后抚恤待遇相差甚远，家属很难从情理上接受。 还有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、城乡居民群体，他们的难处更容易被忽略。这部分人群是社会最庞大、最基层的劳动群体，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、个体经营、基础务工，收入不稳定、没有单位兜底，所有社保费用全部自掏腰包承担。不少城乡居民一年只交很低的居民养老保费，到老养老金微薄，离世之后的丧葬补贴，很多地区只有一两千元，仅仅勉强覆盖火化、简单安葬的基础开支。一旦家里本身条件不好，老人走后，这笔钱起不到多少托底作用。他们也是社会保障覆盖的群体，同样辛劳一生、服务社会，同样应当获得一份有温度的身后保障，不该被制度边缘化。 从社保制度长远发展来看，如果连丧葬抚恤这种兜底救济类待遇，都无法突破二元结构、实现统一公平，老百姓对社保制度的信任感、认同感就会持续打折。社保公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，而要贯穿参保、退休、养老、身后保障全流程。生前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可以保留激励性，但死后抚恤保障应当回归普惠救助属性，优先照顾工龄、劳动贡献，彻底剥离身份特权。 当然，我们也要理性看到改革的难度。抚恤标准的调整，连着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，牵涉各级财政负担，全国上亿参保人群，如果一步到位全部拉高标准，资金压力不容小觑，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统一。但从郑功成教授一贯倡导的社保改革方向来看，改革要有清晰的方向，要有持续推进的节奏，不能让身份鸿沟一直延续到保障的最后一环。 优化的思路，不是简单取消所有差异，而是把“身份决定待遇”改成“缴费贡献、工龄挂钩为主，身份不再作为划分档次的核心依据”。逐步统一丧葬抚恤的核算框架，设置合理的上下区间，稳步缩
